分析 – 代孕在乌克兰：面对庞大的国际代孕市场，继续繁荣还是走向衰退?
分析
作者：Veronika Siegl (伯尔尼大学)
精华
乌克兰的代孕服务市场是在庞大的国际代孕需求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多年来一直为不孕不育夫妇提供优质的代孕服务，特别是对于所有德国夫妇来说。本文着重描述其发展以及乌克兰在代孕地位方面上的‘道德妥协’和在价格最便宜‘全包套餐’帮助下，代理中介和诊所常常使用积极的宣传和营销计划，这样才能使各位准父母的担心减轻而希望增加。而首先使用这些策略的，以BioTexCom最为著名。直到2018年7月在诊所出现一些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可能会引起寓意深远的法律改变。
序言
与此同时，官方的代孕办理使基辅的德国大使馆成为‘传送带’，法律和领事部门的工作人员说。
2014年，有12对德国夫妇来到乌克兰寻求代孕，在2017他们数量增加到89个。办理这种事务成为他们工作的主要部分。虽然在2018年来到的夫妇数量减少了一点 ~ 一共79个 ~ 但是毫无争议的事实：在最近几年中乌克兰成为国际代孕最受欢迎的方向之一。
根据另一位法律和领事部门工作人员的说法，别的国家大使馆也注意到代孕事务数量大幅上升。
因为在许多国家代孕是不被法律允许的，随着德国夫妇的到来，西班牙、法国、美国等国家的夫妇也踏上了来乌克兰的旅途。
然而物极终反，繁荣的增长总会停止。2018年7月乌克兰总检察长Yury Lutsenko对BioTexCom辅助生殖中心，‘代孕服务最便宜的供应者’，提出严重控告。BioTexCom在众多乌克兰诊所中被认为是不孕不育最大和最成功的诊所之一。按照大众传媒的数据，该诊所囊括了乌克兰代孕70%的市场份额，并在最近年内收入账户3000万欧元。
该诊所老板、医疗主任被控告贩卖儿童、税收违法行为、伪造文件。如果控告成立，他们或许面临15年监禁。为了提起公诉，总检察院依据发生于2011年，一对意大利夫妇的事件；由于这个事件BioTexCom做了一个机动的举动而逾越了法律的层面：DNA鉴定显示，父母和孩子都没有共同的遗传物质;但是按照乌克兰法律，父母中至少一个必须与孩子在遗传上有关系。
因为以上案件的影响，乌克兰议会决定启动表决修改相应法律条款的程序，对外国夫妇在本国的代孕行为加以限制。
‘生殖医学’世界市场上新成员
乌克兰辅助生殖技术市场之所以能够快速的发展繁荣起来，是由于在许多国家商业代孕要么被完全禁止，要么仅限于本国公民。而之所以代孕法律被严格限制也是由几个悲剧引发的，2014年的“ Baby Gammy”事件曾激起全世界的愤怒，一对澳大利亚夫妇放弃了他们代孕出生的孩子，因为可怜的孩子患有21三体综合征，一种先天遗传性且无法治愈的疾病，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一位泰国代孕母亲身上。紧接着尼泊尔，柬埔寨和墨西哥紧随其后，向希望成为父母的外国夫妇关闭了最后的大门。而此时的乌克兰成为全球数量不多的允许合法商业代孕的国家之一。
早在1991年，在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哈尔科夫市，一个普通的婴儿呱呱落地，而他的特殊之处是因为他通过代孕的方式生产。在这种特殊的生殖技术帮助下，每年究竟有多少孩子出生，并无明确的统计。虽然也有官方数据，但它们并没有什么权威性，因为那时候的诊所不需要向卫生部传递具体数据信息。
但是，按照统计数字，每年代孕出生婴儿数约为500个; 另有数据来源说，甚至约为2000个。代孕计划的法律框架是以乌克兰的民法和家庭法为基础，以及乌克兰卫生保健立法和在乌克兰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程序的原则。
在这些法律条文的基础上只有异性已婚夫妇可以参加代孕纲领。但他们必须证明他们不能以“自然的方式”怀孕，也就是说，女方不能孕育孩子。新生婴儿必须同父母双方中至少一人在遗传学上有亲子关系，而按照法律代孕妈妈不可以与婴儿有遗传关系。
这样‘妊娠代孕’（拉丁语gestare 意味着孕育）就不同于“传统代孕”（代孕母亲作为亲生母亲）。从1978年开始，当第一个孩子使用人工授精方法出生，这项技术慢慢得到优化，适用于大众，传统代孕变得很少见。从法律，道德和情感的角度来看，妊娠代孕被认为更容易，因为希望成为母亲的女性与孕育的女性之间的区别更明显。
这个单值性对代孕母亲说来也非常重要 – 她们中很多不能理解怎么会‘放弃’与她们有亲生关系的孩子。在亲生关系由基因决定社会上，缺失遗传连锁是一种区别援助。另外的分化成为可能的事实，是按照法律代孕母亲应该具有自己的孩子。
许多代妈一个人抚养自己的孩子，经常处于困难的经济状况。她们希望做代孕，因为做这件事既能随时照顾到自己的孩子,又能得到一笔很高额的报酬。很多妇女希望使用这笔钱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她们并不掩饰自己的经济动机。许多人认为代孕也是一种工作，也表明了，她们对希望成为父母的人和代孕机构的态度作为工作关系。由于这种原因，代孕对于所有参与者都变得非常正常；但在乌克兰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却常被认为非法甚至备受道德谴责。
耻辱主要来自乌克兰的保守派和宗教势力。 所以代孕母亲常常隐瞒她怀孕，并从怀孕第6个月起藏进辅助生殖中心集中居住，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窥探和不必要的质询。她们不想被大家误认为是罪人，是为了赚钱而出卖自己的身体和孩子。
乌克兰方向作为道德妥协
人工授精的发展使母亲分裂成三个“角色”（亲生、意向的、孕育的母亲）。这缓解了代孕母亲放弃‘她的’孩子的道德顾虑。但商业代孕在它的实施形式上仍然备受谴责，批评的重点是商业利益的层层剥削。
这个危险对很多人来说很迫切，因为妊娠被认为亲密的、激动的、私人行为；它不应该服从市场的逻辑。除其他外，剥削可以表达为妇女因经济状况而愿意成为代孕母亲。想要成为父母、代理和诊所的人，利用这种独特的情况为自己谋取利益。
如果我们考虑在媒体上传播的讨论关于代孕的目标，剥削的‘道德分级结构‘的问题将显现出来。美国被认为最符合道德标准的选择；来自美国代孕母亲和利他主义的动机联想起来。相反，来自全球南方的代孕母亲往往与贫穷和剥削有关。
在这种道德范围内，乌克兰在其中成功地定位并作出“妥协”。美国代孕纲领的价格从10万欧元起步，而在乌克兰‘全包套餐‘的费用在3万到4万欧元之间。这些套餐包括治疗和法律程序的费用，以及代孕母亲的工资。
尽管价格相对低，但同样的新殖民的气氛并没有依附于乌克兰的“生殖旅游”，在泰国和印度也是一样。未来父母和代理总是说乌克兰足够“欧洲性”和“发达性”，以便妇女做出赞成代孕自由决定。毕竟，未来的父母与代孕母亲经济区别那么大，像其他工资低的国家一样，在这里慈善和慈善话题也往往出现。
因此，在一个关于未来父母的国际论坛上，一位女士写道：‘由于代孕在乌克兰我们帮助女人和他们的家人挣钱‘。实际上，与乌克兰平均工资相关的代孕利润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数额。
许多代孕妈妈暂时中断了自己每月不超过250欧元的工作，但他们将为此获得大约10,000欧元的怀孕报酬。相比之下，在美国，代孕母亲能获得25,000至30,000欧元。这种对比往往被父母 – 客户和中介机构所利用，以消灭对剥削的谴责：如此高的费用，剥削是根本谈不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代孕成为一种解决方案，而不是全球不平等的现状。
对乌克兰说来，这个问题从2014年起而得到适宜发展的条件，由于政治和经济动荡爆发。也因为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和后来的经济衰退等原因，代孕母亲的数量有所增加。大多数25-35岁的妇女来自来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
许多女性在基辅或哈尔科夫参加代孕纲领。有的女性甚至去莫斯科或圣彼得堡 –，当然如此遥远的旅程，是在在高额回报的基础上进行的。此外，越远距离反而增加匿名性，不会有人认识她们，从而进一步避免了道德耻辱感。
自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以来，旅行变得更加困难，俄罗斯不孕不育诊所的乌克兰代孕母亲的数量已经有所下降。未来父母和代理处的慈善话语应该被看为直接反应，向代孕狂热的批评。在这种批评的基础上，未来的父母应该服务于某些合法的话语的时，同样的话语由中介机构和广告方法实行。但并非所有人都依靠同一的策略。
暴力营销和假评论
乌克兰在代孕市场能取得现有成绩并非偶然，而是因为其积极的广告活动越来越多被想成为父母的人发现。BioTexCom在这一方面特别成功。“没有绝对的不孕不育症！”, “最绝望的病例我们也治疗” 诊所在其网站上说。“BioTexCom成了老年女性的天堂”几篇文章以这一点为证实了，但在德国和瑞士这两个国家这引发热议，一位66岁的妇女由于双胞胎的诞生，成为瑞士最年长的母亲；或德国13个孩子的妈妈以65岁高龄生下四胞胎。
作为BioTexCom广告策略的一部分，有些家庭在网上文章和新闻门户网站上撰写的评论，以及称赞乌克兰就是最后的希望。情节一般是这样：这对夫妇已经求助于其他国家的许多诊所, 但没有成功，在情感失望和经济上受损后他们克服了对东方的恐惧并前往基辅，在那里– 奇迹 – 代孕动作起来。从属句子提到各家诊所的名称。
一些用户甚至传播有关为什么其他国家的代孕无法取得成功的可疑信息：据称，在 格鲁吉亚过早进行胚胎移植；在西班牙使用的卵子不是新鲜的而是冷冻的；墨西哥的代孕母亲有感染危险的疾病。
这种故事令人恐慌并让人相信只有乌克兰的诊所，首先是BioTexCom 才能满足生孩子的愿望。
这些故事的相似性，德语和英语文上的错误说明它们都是付出的。与许多其他机构的文本不同， 这种消息不表示 （疑似）乌克兰的欧洲性情，他们不试图强调代孕母亲的利他主义，或者被未来父母做慈善的缴款为奖励代孕母亲。
评论和消息通常遵循相同的示例：强调在乌克兰代孕的消极和积极方面，以及所有文章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尽管乌克兰基础设施薄弱, 但BioTexCom 代表目前代孕生殖技术的领航者。在这方面有一篇尤其明显的文章，称为 ‘在乌克兰道路最坏的，生殖医学最好的’。
本文章的作者在她自己的记者发言后，在BioTexCom的帮助下描述了她作为未来母亲的经历。各种条件和服务水平，以及在诊所逗留期间的经历。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乌克兰是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但在生殖医学领域它却创造奇迹。文章中附有些评论; 几乎无一例外地赞扬诊所的工作。
为了招募代孕母亲，互联网作用很大。代理处和私人中介通过社交网站发布广告，比如说俄语的Facebook当量，Vkontakte。
代孕母亲和未来父母，为了避免昂贵的中介机构，在线发布自己的广告。宣称 ‘直接合同’ 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并可以商量合作条件。而通过代理处签署的代孕合同则恰恰相反，是制式化的和对双方匿名的: ‘这是很大的优势’，代理说，因为双方直接的接触真的没有必要 – 代孕只是一种工作关系 – 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希望赚钱的代妈’与‘希望控制一切的准父母’一样，只对自己的利益感兴趣。
代理到这里带来很多，燃起恐惧的雄辩术的火，从而占据了保卫者的位置。首先，未来父母–外国人示弱于这种雄辩术。因为语言和地区知识不够，他们不可避免求助于当地代理机构。
对德国夫妇法律条件
德国的客户推介机构非常强大，诊所统计，2017年他们似乎有750对德国夫妇，求助于生殖医学服务，这数量是2014年的三倍。根据大使馆的声明，在乌克兰做代孕的德国夫妇中有近90％与BioTexCom合作。该诊所甚至指出与大使馆“合作”，但后者否认该信息。
但与此同时，官方程序进展非常顺利，已经“程序自动化”：孩子出生后，父亲和代孕母亲在大使馆应该签署各种文件。除了之外, 父亲签署了父权确认，代孕母亲同意。基因测试 – 正如其他国家部分要求 – 为此就不需要了。
有了这些签字孩子就会取得德国国籍，以及德国护照。乌克兰出生证明书 – 写的是父亲的名字，在这个文件中代孕母亲不会出现 –以及代孕母亲转交了法定监护的公证明，按照德国法律没有效力。
她利于母亲–客户转交法定监护稍后进行，在所称‘收养她配偶的子女’之后。在出生证明的副本中，在德国出生证明中，提到代孕母亲的姓名。父母应该意识到他们的孩子迟早会听到代孕母亲。
‘十年前，德国大使馆代孕母亲的官方程序仍然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从那时起，态度变得更加民主; 但整个过程仍然持续了一年多。但如今，该过程能在几周内快速有效地完成。
与此同时，大家对于代孕这个话题的态度变得开放。几年前在大使馆，父母对于代孕经常试图隐瞒。现在，夫妇直接提到代孕，并且最准确地了解程序特点。这有其优点，但它也可能导致父母对大使馆的要求更高，如果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比他们自己计划的要长，那他们就会不满。“但是没有谁能保证所有程序都顺利的进行。德国大使馆在其页面上警告说“在某些情况下，儿童是无法出境的，他们可能被安置在孤儿院”并写到，‘整体来看，不建议参加乌克兰代孕纲领’。对于大使馆官员来说，目前对该主题的态度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他们对明确的规定以及他们不需要扮演侦探的事实感到满意。但是他们害怕，有一天，雪崩将会到来，无法阻止。“代孕将无法停止，”使馆官员说。对于未来，需要找到一种方法不让父母前往乌克兰。与此同时，有必要确保孩子 ~他们父母们选择的这条道路~不会在法律真空中着陆。在他看来，最好的机会是一项乌克兰法律修正案，禁止对外国夫妇实施代孕行为。
结果
通过BioTexCom的“合法越位”，现在乌克兰议会正在讨论此类法律草案。这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些法案规定允许代孕，但辅助生殖技术方法只能对于在乌克兰拥有永久居留权的夫妇和或对来自允许代孕的国家的夫妇。此外，还将引入未来的父母的年龄限制。但是，在法律的可能变化的周围一切都平息了。
领事馆的女工员怀疑，在不久的将来议会将通过相应的决议。目前，政府还有其他优先事项，也许诊所和代理机构希望积极阻止法律改变。这些诊所机构目前正是辅助生育商业最大的受益者。
他们不仅要通过误导性信息，还要通过垄断信息来获取有利可图的市场。作为未来父母和代孕母亲中间的桥梁纽带，他们有很大的力量来影响和操纵双方之间关系和沟通。由于其目前非常简陋的立法立场，政府有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如果乌克兰能够做到补充法律，那么他也应该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从而更好地保护代孕母亲和父母。
与德国大使馆法律和领事部门的员工的对话，是在基辅2015年到2018年之间进行的。
关于作家
Veronika Siegl, 为她的博士学术论文答辩，但尚未批准，是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的助教以及伯尔尼大学跨学科性别研究中心的自由老师。在她的论文上： ‘“ Fragile Truths.The Ethical Labor of Doing Trans-/national Surrogacy in Russia and Ukraine”( 2018)’她研究商业代孕有争议的做法。
